就此来说，风险社会的治理要重视对现代法治的践行和实施，更需要在准则层面保持对法制德性问题的持续性回应。

动机问题在于对正确性的兴趣是人的基本生命形式，就政治实践与法治实践来说，求是一种道德和法律义务，而实践目标则是何种客观正确性作为目标的问题。（一）事：从原始事实到法律事实 法律规范的根本属性是规范性，正如质量是事物的自然属性，是事物量的尺度，规范性是法律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事物和人的行为的尺度。

为了避免这两种倾向，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法律体系的形成不等于法律规范的完备，此后大量的立法活动使得法律规范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制定法的可行性和接受度却并未与数量庞大的法律同步增长。因为语言维度的引入使得实事出现了两个层次，一是公共语言表达的实事，二是独立于主体及其语言的外部客观世界的实事。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章，为以后的修改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这两种倾向不仅有损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而且有损正义和公平价值的实现。

当代语言哲学则更深一步，认为语言是人们描述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关键，主客体二元论与其说忽略了语言，不如说是预设了一种理想的语言，在认知外部世界的时候，语言完全客观真实地描述了客观世界，使得人们对外部世界形成正确全面的认识。一个事物之所以称之为法律事物，就在于它是客观事物与规范性的结合，这是法律世界的密码。就持续性问题而言，大量的法学研究通过法律与社会规范研究、关系型契约研究对劳动法、婚姻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本文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论与实用主义法学理论，指出语词和概念的使用往往依赖于具体语境。（四）小结 本文所提炼的社会法的三个命题并不能穷尽社会法的全部核心命题，其他核心命题也可能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例如在涉及不具有人身关系的社会安全保障法律中，可能主要涉及的是由风险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指的是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行为是否会对其外部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中义社会法理论大都承认，社会法并非传统公法或私法，因而也可以被认为隶属于第三法域。同样，双方的信赖关系与侵权原理与传统侵权可能也有不同。

最后，中义社会法批判了广义社会法中的社会利益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对社会法概念的界定要摆脱本质主义的概念界定。实用主义法学尽管内部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都主张，概念的界定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一种探索先验知识的过程。而且这种过宽的界定也会面临和其他学科进行研究分工的难题。

但到了80年代后，里根革命和新自由主义又对社会立法与国家规制产生了很大阻碍，甚至在全球层面掀起了去规制化的浪潮。这就意味着，当合同的履行不符合双方互惠型关系建立时，合同就未必符合双方的意思，执行此类合同也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最后，从学者论述来看，学者对于社会法的一些界定也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法概念。在公私法融合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就同时涉及主体不平等、持续性、外部性等问题。

其次，不同时代的社会法也不尽相同。例如有学者指出，虽然立法部门对法律体系的认识以及其所采用的分类模式，并非是绝对的、科学的，但若着眼于现代法律体系逻辑性和法学体系协调性之诉求，社会法的概念则宜在中义层面上求同存异、传播使用。

回顾中国社会法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可以发现各方在不同层面使用社会法的概念，其中中义社会法是在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的意义上界定社会法，而广义社会法则在研究方法上界定社会法，二者具有各自语境中的合理性。从本质主义与概念中心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表明了概念的混乱与对社会法的认识不清。

不平等命题对于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总体效果来看，中义社会法的建设也与我国社会法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契合度。综观我国官方对社会法的界定，可以发现如下特征：其一，我国官方对社会法概念并未排除其他界定方式。此外，我国的社会法实践和学术研究密切相连。还有学者则指出应当创新规制方式，例如以助推的方式矫正市场中的不平等问题。辛茨海默主要从经济宪法的角度探讨社会法，其理论主要针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

这些法律虽然都在社会法概念提出之前进行立法，但无疑都是社会法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当相关行为具有正外部性时，则国家不但应当允许此类行为，而且应当采取相关行动促成相关交易与活动。

例如一百多年前，奥斯丁曾在《法理学讲义或实证法哲学》中指出，为了建构一门作为科学的法学，法理学必须首先实现法律概念的统一，消除词语的混乱与争议，实现法律概念的统一界定。但在其他很多时候，概念可能是没有中心点或公分母，此时概念的界定取决于如何从若干家族类似之处着手，划定概念的范围。

其中狭义的社会法理论认为，社会法主要指的是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如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所述，家族类似可能是去中心化的，社会法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点。

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与时代背景、不同学者著作中的社会法理论，对社会法都有不同的定义。从制度研究的角度看，这就需要分析国家法律制度在何种程度对此类关系进行介入。在法律解释层面，我国的相关社会法解释也亟需进行更多的法理层面的论证，因为法律理论是法律解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深入考察比较法，就会发现社会法不具有本质性的含义。

正如杨景宇主任所言，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例如在劳动就业关系中，虽然劳动合同直接涉及对象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但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后，就能够为家庭开支、孩子抚养提供较为稳定的保障，因此，就业行为本身具有正外部性。

但同时，具有社会法特征的社会立法普遍存在，具有社会法研究特征的法学研究也浩如烟海。此外，国家还可以借鉴科斯定理提供的思路，在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形下为相关主体提供谈判机会，通过相关主体之间的谈判解决外部性行为。

在关于语言与概念的使用中，维特根斯特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语言哲学，包括对法学领域对于法律概念的理解。（三）外部性命题 从制度研究出发，社会法研究的第三个核心命题在于外部性问题。

如同有学者所言：如果社会法过于宽泛，容易模糊社会法和经济法的区别与界限。〔52〕最后，就救济制度而言，对于损害弱者权利的行为，应当更多依赖于行政等积极手段加以保护，还是更应当依赖于司法等被消极手段进行保护？在以司法手段对弱者权利进行救济时，对于弱势群体在诉讼门槛、主管机关、举证责任、损害赔偿标准等方面又应当作何种制度设计？此类问题，也都需要社会法研究超越传统公法与私法，在制度方面作出回应。借用语言哲学与实用主义法理学理论，可以发现语词与概念并不具备本质性的含义，对语词与概念应采用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界定。同样，有学者虽然也聚焦中义社会法，但也指出社会法是一种广义社会法，因为社会法是公法与私法以外之第三法域，与公法领域、私法领域相对应，具有冲破公法与私法划分藩篱的‘革命意义。

例如行政命令进路的优点在于较为简单直接，但缺点在于企业可能阳奉阴违，或者在形式上满足政府规制，但实质上却规避政府规制。另一方面，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社会法的概念展开了争论，同时将争议核心聚焦于社会法应当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还是法域。

基尔克、辛茨海默等人的社会法讨论都有极为复杂的法哲学背景。尽管倾斜保护已经成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共识，但如何通过立法与法律解释设计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仍然有许多难点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劳动合同意在建构持续性与互惠性的关系，而合同只是实现这一关系的手段之一。所谓不平等性，指的是社会法关系中相关主体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因而法律将其拟制为不平等关系。